简历:

　　1929年1月10日生于金门，为砂劳越古晋著名富商和慈善家黄庆昌的四公子。除了担任大华银行的集团的主席之外，也在大华置业集团、虎豹兄弟国际集团、新加坡置地有限公司等公司担任主席职务。他也是新加坡民间社团的领袖，担任不少要职，如：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华裔馆董事局主席等等。

　　父严母慈的童年

　　有时，我对自己提早退学，以致失去考取大学学位的机会，感到遗憾，但父亲传授给我的教诲和商业知识，却不是大学教育所能学到的。

　　回顾过去，我是在踏出社会工作之后，才开始对父亲有所了解。在童年和少年的岁月里，母亲对我的影响，比父亲来得大，主要原因是从我出世到八岁，一直是在金门同母亲和外祖父一起生活。祖父黄智椰，早年从金门移居砂劳越。1897年祖父在砂劳越逝世时，古晋的祖母决定把父亲送往金门，由大祖母代为照顾。

　　父亲黄庆昌在金门逗留的几年期间，深得大祖母的宠爱。当他事业有成之后，总是按时回乡给她扫墓。后来父亲在金门和母亲结婚，那时父亲在古晋已经有了家庭，母亲就继续在金门照料祖坟家墓。所以我是在外祖父家里长大的。

　　关于我在金门的日子，已没有甚么记忆。但有一点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就是外祖父许天乞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带我到村里四处游玩。要不是因为中日战争爆发，也许我会在台湾海峡的乡间长大。1937年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带到古晋。

　　在这之前两年，父亲在新加坡创立大华银行。银行的业务扩展后，他把母亲、我和两个妹妹送到新加坡来。(我最小的弟弟祖绵﹐后来在新加坡出世)。

　　由于父亲经常来往于新加坡和古晋之间，我跟父亲接触的机会不多。即使他来到新加坡，日常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就是忙着应酬商界朋友。

　　在家里，他是一家之主，也是家规执行人，所有家规都是他定下的。对于孩子他一向管教很严，是个严父，每当我和弟妹受委屈时，母亲就安慰我们，同情我们，她是个典型的慈母。

　　当日军进攻新加坡时，我们全家逃到吉里汶避难。这个荷属小岛(今印尼属岛)很少受日军的侵扰。但是这期间，父亲两度遭日军逮捕，使整个家庭深受精神上的折磨。多亏朋友们的帮忙，父亲才脱离虎口。在扣禁期间，他除了患上疝脱的疾病以外，身体未受任何损伤。这种疾病是日军强迫他从事体力劳动而得来的。

　　换校三次的经历

　　战后，学校复课，我进入华侨中学就读。由于华中距离丹戎禺的住家很远，我只好转到月眠路的中正中学。

　　战后初期，对华校生来说，是个令人激动又纷乱的时期。由于日军占领期间，我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和班里的同学都急于“赶课”，以追回失去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经历过这场战争，大都认为自己是成熟的学生，所以我们对那些认为过于“幼稚”的条规，往往群起反对。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强烈反对学校禁止学生穿长裤的决定。我和许多超龄的同学都觉得自己年纪比较大，不喜欢穿短裤上课，因此我们对学校的决定，纷纷提出抗议。

　　我们这种极端的表现多少受到当时中国政局，以及新加坡出现的反殖民地情绪的影响。结果当局开始注意中学的活动。当我鲁莽地张贴一封批评校长的信时，父亲一个在警察部队任职的朋友，便召他去谈话。

　　这位警察朋友给父亲的忠告是，趁我所受的“不良”影响还不深的时候，离开中正。父亲接受这位朋友的忠告，决定安排我转到圣安德烈学校就读。由于圣安德烈是一所英文学校，一般认为比较不会出现政治问题。

　　初涉商界父亲的教诲

　　一年后我步入商界，同父亲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有时，我对自己提早退学，以致失去考取大学学位的机会，感到遗憾。但父亲传授给我的教诲和商业知识，却不是大学教育所能学到的。

　　每天早上父亲和我从丹戎禺住家驱车前往北京街庆隆号途中，就是我接受例常辅导的时候。我们一路上讨论当天的重要新闻。在庆隆号任职的第一年﹐我和父亲交谈的时间和次数远远超过21年来的总和。

　　我从父亲那儿得到许多珍贵的教诲，其中一项，是我经常向孩子们强调的，就是信息的重要超过一切。父亲常提醒我：“一个出色的商人必须确保自己明了世界和社会的动向。我们不可能样样都知道，但至少我们应当做到比普通人懂得更多。只有掌握有关信息之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意上作出正确的决策。”

　　为此，父亲主张我们尽量参加社交活动。经过一天的辛勤工作之后，我们经常跟朋友和同道共进晚餐。国泰大厦的餐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在这家餐馆里，我们经常对世界大事和市面流言，交换意见，进行分析。

　　即使星期天也不例外。父亲习惯在这一天，于丹戎禺住家设午餐招待客人。每个星期天总有二、三十位朋友和商界同道到来，大家一面用餐一面聊天，联络感情。在这些午餐会上，我认识了许多华族商界人物。

　　父亲也经常和朋友们在住家附近的丹戎禺俱乐部聚会，包括陈六使先折和福建帮许多富商，大家一起打麻将，交换商界新闻。当年创办南洋大学，也是在这里进行商议和策划的。在父亲的带引下，我偶尔也到俱乐部来。

　　父亲也常常给我忠告，作为一个生意人，必须认识本身财力的局限性。这一点对我所从事的土产交易和经营其它商业活动非常受用。时至今日，我总是注意公司的资本和负债情况，而不是只顾其盈利能力。

　　我到庆隆号任职的最初几天，父亲曾经对我说：“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但要懂得赚钱，也要懂得减少亏损，亏钱当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如果你不顾市场趋势，我行我素，你会亏得血本无归。市场价格是一直在波动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充份了解自己的财力，然后根据你的财力进行交易活动。”

　　如果不是父亲的这个忠告，在50年代，我会面对财务困难。当时，我和一些朋友都以为我们控制了世界胡椒的供应，所以我们把胡椒按住不卖，尝试迫使价格上涨。当时我们看好胡椒的行情，认为一定会上涨。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胡椒的价格居然一跌再跌(因为某些印尼商家不断放出存货)。想起父亲的忠告，我赶紧将胡椒脱手，以减低更惨痛的亏损。这次的教训代价太大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尝试垄断市场。

　　“每个人都会犯错，但必须从中汲取教训”

　　1960年我出任大华银行董事经理时，父亲向我强调两个经营原则。他说：“你不能单靠个人的力量经营银行。你必须依赖同事的协助才能把工作做好。因此，你怎样聘请适当的人员，担任适当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你一旦对员工有了信心，尽可能让他们有充份的伸缩余地和自由空间，执行他们的职务。”

　　父亲创办大华银行时，就是以这一点作为他的座右铭。我决定遵照他的方法去做。因此我经常提醒手下的高级管理人员，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彼此应该互相提携，我也再三鼓励他们对我坦率，有话直说。当他们认为我处理事情不妥当时，尽可表示不同的看法。

　　我的基本处世哲学是，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我告诉我的同僚，万一他们犯错，必须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并确保今后不会重蹈覆辄，我可以不计较他们的过失。但我不能容忍做错事的人试图文过饰失；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试图把错误归咎于他人。

　　我在银行里所坚持的另一个原则是，公司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必须划分清楚。“特别是因为你必须对别人存放在银行的钱负责。你必须确保不会把银行的钱用在个人方面。”父亲的这句话我牢记于心。

　　父亲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每天总是把个人的一大堆复函放在一边。然后自己掏荷包，买邮票把信件寄出去。(当时寄本地的信件每封只需五分钱的邮费。)

　　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我和父亲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在银行里一同工作，工余一同出外参与社交活动。尽管也对银行事务的处理有他个人的见解和看法，但却很少要我遵照他的办法去做。当然，我们有时不免会发生意见上的分歧，但我们总是设法根据客观事实和逻辑，说服对方，从而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现在我的五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尝试仿效父亲的做法，经常同孩子们讨论生活、商业和社会上的各种课题。我鼓励孩子们跟我住在同一邻里区里，而且规定家庭成员至少一星期聚餐一次。对我来说，一家大小一同进餐，不但能使孩子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且也使我们有机会讨论商界的重大事情。在这些聚餐会上，我总是设法把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切传授给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