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主动“让贤”
不争权留下美名
张闻天自认为是学者型人物，一再表示自己不适合于领袖地位，遵义会议后就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长征渡过北盘江后，张闻天主动提出想离职去白区工作，经中央商定派陈云前往。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提出想把职务让给张国焘，毛泽东却劝止了他。事后证明，此时若真的相让，张国焘另立中央倒会成了合法之举。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还是多次对张闻天说：“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
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43年3月中旬，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确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张闻天才正式离开中央书记处。此后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不愿当领袖，也属有自知之明。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他实际工作中的成就与他在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则要逊色得多，他是一位‘相才’，而不是一位‘帅才’。”
补白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长征和后来的岁月中，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从，自己有独立见解。1938年秋，因到延安的演员江青不断接近毛泽东，外面盛传将会结婚，许多老同志提出意见。这些意见集中到张闻天那里后，他觉得结婚是个人私事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的事很难回头。不过从党的利益考虑，张闻天仍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这封信发出后，却引起毛泽东震怒，随后请客时张闻天便不在宾客之列。至于在粉碎“四人帮”后传说当年有所谓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从张闻天此时受到的对待便可看出这并非事实。1985年杨尚昆在内部讲话时曾说过，他曾打电话问1938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有无“约法三章”，回答也是根本无此事。
几十年后历史证明，张闻天认为江青不宜同毛泽东结合，还是有远见的。此事的结果确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对党对毛泽东都不好。
主动到东北当省委书记
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招祸
延安整风时，张闻天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接着他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1945年党的“七大”时，张闻天仍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随后担任了合江省委书记（合江省系如今的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在这里，他领导了剿匪和土地改革斗争，使当地成为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转入外交领域，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在“八大”时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胡乔木曾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讲了三个小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直言招祸，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此后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文革”中，他遭受极左势力迫害，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张闻天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
补白
被遣送后写下“肇庆文稿”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1969年以后，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乐观而自信，沉下心来，写了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他对外甥讲：“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
张闻天晚年写下的这批文字，被称为“肇庆文稿”，其中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才为全党接受而成为共识。可以说，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一历史功绩在新时期也应始终被人们感怀。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