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有一个叫皮村的地方。这个距离市中心2个半小时车程的村子东头，有一座并不宽敞的院子，铁门上插着的国旗和悬挂的牌匾，表明了它平凡却又特殊的“身份”——中国首座由农民工自己创建的打工博物馆，坐落于此。
5月24日下午，除了馆长许多和一两个乘凉的村里老人外，这个院子里没有出现一个参观者。“到了晚上就热闹了”，许多说，这个村聚集着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多在附近的工厂打工。一到傍晚，一些下了工的人就会三三两两来到院子里，打球、跳舞、看书、聊天、喝茶。
他指着门口一块写有“打工博物馆”字样的铜牌告诉记者：“成立这座博物馆就是想记录我们自己的打工史。”
让流动的打工史“凝固”
就外观和硬件而言，这里距离人们固有印象中的博物馆相差太远，这个地方更像是几间库房连起来的陈列室。
一幅红底白字的横幅悬挂在正门展厅的墙上，“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横幅的下方，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500多件展品：票据、证件、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保安工服以及皱巴巴的红头文件。
这个博物馆是在2008年5月1日——一个属于劳动者的日子建立的。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社会上各种群体都开展了属于自己群体的30年回忆，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打工艺术团团长、河南小伙孙恒和他的伙伴们认为，打工者也应该以一种形式记录下自己的30年——建立一个打工博物馆。
他们历经了各种困难来找寻场地，发动私人关系向各个建筑工地进行宣传，希望工友踊跃捐献自己认为比较重要又有特色的展品。
经过比较，他们终于以一年4万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仓库。工友们捐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有暂住证、劳动合同、书籍，有孩子的校服，还有粮票、缝纫机……
孙恒和许多将这些物品根据时代特点进行了分类。此外，他们还找来了很多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标志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剪裁下来，陈列在玻璃罩中。
一封深圳玩具厂四川女工的家书，通篇表达的都是“思念”和叮嘱父母“保重身体”。希望自己多赚钱，“钱还没有发下来，我都急死了。”这名叫做春梅的女孩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一场导致82名女工罹难的大火，父母收到这封信时，春梅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
花花绿绿的暂住证是展柜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物品。“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都吃过暂住证的亏。”许多说，包括孙恒和他都曾因查暂住证终日担惊受怕，受了不少气。
在许多看来，2003年是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关键之年。在第一间陈列室的中部，他指着一个露出灿烂笑容的年轻人照片说：“他是孙志刚，因为他的死亡，中国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很多人觉得，他是为我们而死的。”
旁边是温家宝与农妇熊德明握手的照片，“温家宝总理特别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他的关心让熊德明的丈夫讨来了拖欠的薪水，大大促进了外来务工人员欠薪问题的解决。”
展柜中的物品多来自南方工友，许多说，广东浙江有很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企业，外来务工人员众多，而且很多新鲜事物都出现在那里。
从早期“盲流”称呼的形成、收容遣送制度的确立、“务工潮”的报道，到如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入读公办学校的文件、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两会的照片，打工博物馆内一件件静止的展品为参观者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部流动的历史。
力求避免外界的误读
许多是一位活跃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的“艺术家”。出生于浙江的他一头卷发，不仅会作曲填词，还经常组织演出。
他和孙恒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但实现起来绝非易事。在留言本上，记者看到很多来自首都各高校学生社团的留言，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文字并不多。
村民大都说不出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他们对所谓的文化意义也不在意。多数原住村民已经搬离了这里，把房子以一间一个月数百元的价格租给这些外来务工者。村口盖起来一排崭新的两层临街小楼，门口张贴着招租的告示。这些房东在意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拆迁，自己把租金提到什么样的水平可以达到盈利最大化。
这一切，孙恒和许多无法左右。坐在小院的木凳上，许多一遍遍给记者强调：“我们是在自己书写历史，而不用别人来代写甚至改写。要打破外界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避免外界的误读。”
说到这里，一直话不多的许多突然有些激动，“一提打工的就是素质低，没文化，不讲卫生。事实上呢？有洗澡的地方谁会不洗，打工者中的诗人、歌手多的是，能人多着呢。”
他指着院子一隅的煎饼车对记者说，这个车的主人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为了儿子回去读高中，昨天她让儿子把这个煎饼车给打工博物馆送来当展品。这个车的主人就是个诗人。
摊煎饼的诗人叫徐芳，来自山东。摊煎饼之余，她爱写诗，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首《煎饼之歌》，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煎饼大，煎饼圆，吃了煎饼真解馋，每一张煎饼，我都摊得如十五的月亮般圆，就像在祝福每个人，家庭和睦，团团圆圆……人已稀，天已晚，月亮星星渐出现，一辆银白色的煎饼车和叫卖声，消失在夜幕中间。”
在一份打工文化艺术节的作品集上，收录了《我是一个建筑工》、《青春之旅》、《打工时代》等民谣歌曲，全部由打工者自己作曲作词弹唱。
在博物馆的主办者看来，这些展品只是证明了一些简单的常识——打工的也玩文艺。他们认为，被外界误读的远远不只是打工者会不会这些才艺。
在流动儿童的专门展厅挂着一篇手稿，这首题为《我是谁》的诗歌实际上就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那首《心里话》的原稿。
上春晚时，导演又加上了后来备受争议的那句话——“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 按照原作者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的说法，最初的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孩子们都是很有自尊的。他们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父母跟别人不同，不想因此觉得低下。但话说回来，让他们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孙恒虽然觉得节目效果很成功，但添上的那句话有些刺耳，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想法”。“孩子特别朴实，并没有那种‘现在我不如你，等我长大了就要骑你脖子上’的想法。”
最担心被拆迁，努力把博物馆“放到网上”
通往皮村的路上，两旁拔地而起很多新楼，尘土漫天。这对许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他对记者说：“来的路上想必你已看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拆迁，村里面的人肯定是想拆，到时我们就只能再找地方搬家了。”
目前，许多每个月从援助的基金会领取固定的微薄薪水，博物馆的全部运转成本也来自于基金会的援助。除此之外，他们还开了几间二手物品商店作为一项收入来源。
他们正在努力把博物馆放到网上。作为实体的博物馆，他们和其他很多民间收藏博物馆类似，尚未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他们曾多次询问此事，得到的答复是，“民间博物馆有一定的筹备期，你们尚在筹备期内，不算非法”。
经过媒体的报道，这个博物馆时不时会接待来自方方面面人士的参观。在相关人士的建议下，他们还成立了工会，隶属于乡镇工会，他们的工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刚刚举办了“新工人杯”乒乓球大赛，冠军奖品是一个电风扇。
这个博物馆面临很多困难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朝阳区图书馆帮助他们在博物馆旁边建起了图书馆，在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还建起了新工人剧场，定期组织各种活动。
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将出一本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调研的书，还将举办相关论坛。除了搜集展品，这些年轻人还在博物馆排演民众戏剧，建立资料库，开发文化产品和承办培训项目。在他们已经举办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上，全国范围的打工诗歌朗诵、戏剧等艺术节目都汇聚到这里……
在夕阳的映射下，一束暖光照射在打工博物馆的铜牌上。站在一旁的许多深信，他们悬挂在展板上的打工历史仍将延续，而且，将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