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廉江广泛选聘人民调解员并进行年度考核，优秀案例可获3000元奖励
“东方一枝花”能否常开不败(议事会·多方议事 推动做事)
参与嘉宾
黄海波：廉江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司法局局长
李亚胜：罗州司法所所长、专职调解员
叶华凤：新南社区党支部书记、兼职调解员
温明秀：廉江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处理医患纠纷负责人
谢建社：广州大学教授、社会学博士
新闻故事
标志着人民调解工作全面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人民调解法》施行已近一年。这种被称为“东方一枝花”的司法民主方式在传统社会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变迁，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范围不再限于传统的“民间借贷”“婚姻纠纷”，因拆迁、土地征用等引发的各种矛盾中，也常有他们发挥的空间。
日前，广东廉江市塘蓬镇有两个村庄因山岭土地纠纷，双方组织人员准备械斗。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一个在村中极有威望的老板黄廉奎从北京及时赶回，缓解了双方对抗情绪。最终，通过多方努力，两村握手言和，一场潜在的群体性事件被成功化解。
作为广东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级市，廉江面对的各种纠纷逐渐呈多元化、复杂化、群体化的趋势，而且专职工作人员和所辖人口不成比例。为此，廉江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特别注重从基层干部、教师、有威望的老板、村中年长者等中选聘兼职调解员。目前，尽管廉江市仅有100多人的专职调解干部，但人民调解员队伍却已多达4724人。
廉江对人民调解员实行一年一聘，并在年终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续聘。财政出钱，每调处成功一宗纠纷，给予调解员50—100元不等的奖金；每年还评选100宗“优秀调解案件奖”和若干“优秀调解员奖”，每案(每人)给予3000元的奖金。
去年至今年10月，廉江的调解成功率达97.1%。市委书记何鑫说：“基本实现了‘小问题不出村(社区)、一般问题不出镇(街)、疑难问题不出市(县)’，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呈现出‘倒金字塔’式良性发展的态势。”
廉江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调解法》有所突破。这是否能够成为人民调解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议题①：复杂利益格局下的传统和新生矛盾，传统调解方法能有多大作用？
黄海波：廉江160多万人口，78%的人生活在农村，有7个镇在两广交界处。传统的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矛盾没有减少。比如当年山头没人要，产权登记又混乱，常常“一女嫁两郎”，现在山头值钱了，大家都抢着要。很多新型矛盾又产生出来，境内高岭土、金银、河砂等矿产资源，又滋生出许多产权纠纷、劳资纠纷。
有了矛盾，第一时间没有发现解决，就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但这么多矛盾，靠政府、靠公务员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群防群治呢？实际上，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中央的要求，更是我们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
李亚胜：矛盾调处，我们是专业，当然还是要以我们为主力。但新形势下，完全依赖我们这些传统力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力量还是那么大，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扩充。有了人民调解员，我们的专、兼职队伍扩大到120多人，力量就强多了。
前几天，有一户人家的烟囱正对着后面人家的窗户，为此两家闹得不可开交，各聚了十几个人准备“开战”。幸亏当地居委会一名兼职调解员通报消息。我们连续做了三次工作，才解决了问题。还有很多事也都是兼职调解员第一时间出来劝解。他们搞不定的重大纠纷，才会到我们这里，压力自然就小得多。
叶华凤：我们的优势是长期生活在农村、社区，人数多，来自各行各业，能够及时发现、排查矛盾纠纷隐患。一些小矛盾、小纠纷，我们就现场做工作，因为有些知识、有些威信，跟当事双方又都是老熟人，说出话来他们信服、听得进去，有时候比穿着制服的干部、民警还管用。
谢建社：在我们现行的行政、财政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和基层之间的编制分配、人员配备、支出财力是严重倒挂的。下面干具体事情的政府、机构既缺钱又缺人，不仅矛盾纠纷无法第一时间发现、调处，大量民生事务也无力去兑现、落实；而民生事务不落实，公共服务不到位又导致群众新的不满，生出更多的矛盾。这种体制，已与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日益复杂，矛盾日益多发、频发的局面很不适应了。
在体制性矛盾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力量是对有限政府资源的一个很好补充。这也符合将来“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把大量可以由社会承担的事务转移到社会组织、人士手中，政府借机转变自身职能，变亲自办为监督、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