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平凡人成为楷模
对于道德底线和良知回归的讨论，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如此热烈而广阔。
这场讨论源于“小悦悦事件”和几起“救人反被诬”事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所以，刁娜救人被撞后，公众迅速为她冠以“最美女孩”的称号，努力把这个平凡女孩塑造为一个道德楷模。
央视很快“发现”了刁娜。12月4日，“十大法治人物”评选，刁娜和与她同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二十多位公民，共同作为一个群体入选。
这些来自底层的农民工、客车司机、餐厅服务员，被定义为“最美中国人”。
凡人成为楷模，对于社会公众的引领作用在于：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
被网民称为“萝卜哥”的河南菜农韩洪刚，经历悲喜交加之后也很难分清：善与恶的力量到底哪个更强大？
他没想到，免费让市民到地里拔萝卜，栽种的红薯却丢了不少，损失惨重。
他更想不到，很快，在他困顿之时，又有好心市民前来帮助他卖红薯，短时间就卖出几万斤。
“萝卜哥”的悲喜滋味转换如此之快，无意中给这个社会出了一道考题，道德文明的缺失与弥补，不同人给出不同答卷。
还有那位抱起小悦悦的瘦小的陈贤妹，那位为晕倒乞丐做人工呼吸的北京女孩……他们的被认可，足以影响更多大众。
转型社会中，正是这些来自小人物的善举，凸显出温暖人心的力量。
道德的孱弱无助，也许源自法律的支撑无力。
比如彭宇案，这个被称为“墓碑式”的不当判决，使得施救者的命运在司法面前改写。
自此之后，“做好人成本高，想救不敢救”的微妙尴尬，让人心从“好人有好报”向“好人无好报”倾斜。
类似事件似乎在今年层出不穷。
先是有武汉电动车主胡师傅，后有南通驾驶员殷红彬，还有温州服务员李小峰、成小燕，均是好心扶起倒地老人而被获救者诬陷。
这种危害有一种致命的传染力。
然而，这种不当，也为法律的完善指明了趋向。
当深圳新起草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时，迅速被公众解读为“好人法”。它一旦通过，深圳的好心人可能不用再因帮助别人而陷入困境。
法律不能从根本上挽救道德，却是个人道德的底线。只有制度配套，伸向跌倒老人的一双双手才会更加有力。 (记者 任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