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发现台湾义勇队政治课教官高甦墓碑》报道刊出后,多位上了年纪的市民致电0579-89111111,说起了台湾义勇队的往事。
87岁的于宝生是下于村健在的、唯一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
“当时义勇队的少年团在我们村子里住,就住在水塘边的房子里,30几个人,最大的16岁,最小的8岁,我当时在仙桥读书,每个周末回来,都会和少年团的人呆在一起。”
于宝生说,空闲的时候,少年团都在编排节目,唱歌、话剧,有些团员学了些金华话,就用金华话表演,以便村民能听懂。
让于宝生记忆深刻的,是陈姓、孙姓的两名义勇队医生,“他们当时五六十岁,我们这里有人生病了,他们就帮着看病,不收钱。”
在于宝生所说的义勇队少年团驻地边上,还有一个制药厂,根据1939年台湾义勇队秘书处撰写的工作概述记载:“派队员庄惠民、黄授杰等往金华东关乡(今东孝街道)药品生产合作社,义务担任药品制造工作。”
“我的哥哥就是给义勇队的人烧饭的。他们住在祠堂里,小孩有30多个,大人也有几十个。”92岁的钱永坤说,山垅头村是当时台湾义勇队的分队驻地之一,在村子旁名叫尖头塘的山上,还发生过一次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遭遇战。
“战士死了30多个,村民也有死掉的。”钱永坤说,住在山垅头村的义勇队成员就帮忙救助治疗那些伤员。
“十几年前,还有人到我们村,要找一个姓高的义勇队人的墓碑。”钱永坤的妻子姚爱娇告诉记者,当时那群找碑的人在他们家吃了午饭,“他们说,找到这个碑给他们,就能拿到1000元钱。”
姚爱娇说,那群人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对村民说,他们要寻找的高姓之人就死在金华农村,“他们好像是台湾来的,在这里找了一天问了一天,没有结果就回去了,现在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个人叫高甦。”(记者 张苗 特约记者 葛跃进 通讯员 方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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